“镜像之间” ——浅谈“中美贸易战”背后二三事

文 | 鸿风

责任编辑 | 小蒹

2018年3月中旬，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被中美贸易战相关的新闻刷屏了，自“川普”打响战争的第一枪起，中国就强硬表示：奉陪到底。中美贸易战在一片哗然中“山雨欲来”。

这不是美国的第一场贸易战，“川普”坚信着他的“伟大美国”会轻松获胜。作为被迫拖入战斗的另一方，中国同样对获胜拥有信心并心态从容，因为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这不过是数千年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页。但是，这一场貌似“闹剧”的背后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谈到“中美贸易战”，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与当下进行对比。

从双方情况的相同之处来看：首先，贸易战爆发时的中国和日本同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产业因为新技术的积累开始对美国产生冲击。其二，都是由美国先发制人发起贸易战。其三，贸易战的爆发都很突然，但实质上都是美国执政中枢在经过长期布局与考量后的产物。

再看不同之处，首先，制度结构的根本性不同，日本长期推行脱欧入亚的政策，对西方主导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保持高度的认同，美日贸易战是当时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内部对贸易红利的争夺和再分配问题。但是日本和美国对日本最终会融入西方体系这一点有着高度共识。

中美之间的问题则显得要复杂的多，中国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上，都对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以及中国主流意识领域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否定，都对西方传统价值体系提出了极大挑战，中国试图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与美国设想明显存在差异。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重要不同点在于中日两国的体量存在质的差距，尽管中日两国在贸易战爆发时经济比重中对外贸易的比例都偏高，但中日两国国内市场的可挖掘潜力存在极大差异。正如中国宏观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具备联合国工业发展名录上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内部发展弹性和回旋余地是当年的日本所不具备的。

其三，中美贸易战相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战变数更大。80年代美日贸易战的持续时间较长，虽然扯皮严重，但双方的预判结果在战前都已经较为明晰，单从这一次贸易战特朗普和美国发出的信号来看，美方更希望中美之间是一场速战速决干净利落的战斗。可在当事的另一方中国来看，尽管其一直避免双方贸易上的全面对抗，但是对自己能在贸易战中获胜同样充满自信。对贸易战的时长和预期结果双方都存在巨大分歧，可以想见其中的变数将会远大于80年代美日之间的经济对抗。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e）指出：“虽然贸易战并不是必然，但一旦真正发生，这场贸易战的规模就远超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汽车和电视行业中的贸易战规模。”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可知，任何形式的国家冲突都是一系列政策长期酝酿后的结果。特朗普表面上将一切原因归咎于贸易逆差，看起来有些业余。

以经济学角度来看，顺差逆差的含义并不是那么简单，并非逆差国一定吃亏，顺差国一定占便宜。随着美国近些年经济转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尤其是低附加值的产业）不断迁出美国本土。美国以经济服务和高科技产业为导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对美国经济推动作用愈加明显。

有部分媒体就在怀疑特朗普选择发动贸易战的真实缘由，川普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扭转贸易逆差还是解决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今川普掀起的巨浪看似声势浩大，但过于分散的目标使得中美两国至今未能对争端的议题加以确认，而未能理清缘由对争端的解决没有任何好处。

美国国会的著名智囊莫里森教授认为：“如果希望解决的是301调查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则美方应尽快安排和中国进行接洽，通过对话迅速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虽然谈判必然艰难，但是一旦取得进展，双方的报复措施很快就会得以平息。”

如果希望解决的是贸易逆差问题，根据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的研究报告结论：“（解决贸易逆差）相对要容易一些，因为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粮食需求相应的飞速增长。中美在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较有可能达成令双方满意的交易，同时在半导体产业，原油进口方面美中双方依旧拥有巨大的谈判空间。”

但是，特朗普始终没有明晰一个确定的目标。这对于解决或者延缓事态的恶化没有任何好处。美国政府核心层对于贸易战的长远考虑和深层次的缘由无疑会成为此次贸易战的关键。

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中国出口依赖度逐步下降，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提升。同时，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2.2万亿美元，美国制裁中国的600亿美元相当于2017年中国GDP的0.4%或者出口的2.2%，直接影响可控。

过去十年，中国出口依存度下降，出口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35.4%降至2017年的18.5%。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高点7.5%降至2017年的3.5%。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幅下降，反映国内产业链越来越完善。此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带动一部分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走出去。

具体来看中国的应对方式非常多样，但现行的主要有两种：一、采取反制措施，二、进一步的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首先，采取反制措施。可供中国选择的反制手段是较为丰富的，相对于美国的600亿美元贸易保护措施，中国的反制措施只有30亿美元，从体量上来看似乎不对等。中国如今在冲突中依旧保持着克制，未来一旦中美在局部贸易领域内保持持续性的冲突。中国最可能反制美国的行业包括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玉米与肉制品）、运输设备（特别是飞机与汽车），以及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废旧材料与矿产品等），甚至可从美国国债入手。此外，考虑到中国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存在服务贸易逆差，中国也可以从服务贸易领域对美国进行反制。

其次，也是中国在应对此次贸易战最重要的一环，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得不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内持续推进的去杠杆，降低金融风险的工作有着极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随着人口红利释放的拐点到来，中国相对于日本在整个国家贸易与工业体系上都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绝对优势。中国最新提出的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可以说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拉动内需，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中国利于不败之地的核心所在!